导读:对大厂人来说,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,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,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。但当“那一天”真正来临,他们发现,保险成了沉没成本、债务和负担,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,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,“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”。
对大厂人来说,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,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,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。但当“那一天”真正来临,他们发现,保险成了沉没成本、债务和负担,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,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,“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”。
价值250万的安全感
40岁开始,黄若唯感到生活在轻微地晃动。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,海面高低起伏,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,一会儿落入低谷。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,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,持续不断。
在一家头部大厂,黄若唯是年薪百万的高管。按理说,她的工作很顺利,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,也就是40岁那年,还升了职。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,再也抓不住。
买下第8份保险后,晃动的感觉消退了。两年时间,她买了6份重疾险,每份每年缴费近2万,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,有几百万,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、治疗方式、药品范围。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,哪些如果以后没有用上,还能拿回本金。
除了这些重疾险,她还买了1份国家个人养老金,每年缴费1.2万,交够15年,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,直到去世。还有一份1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,也叫增额寿,交15年,领取的时间越晚,它每年的利率越高,最高可以达到3.5%,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、收益有保障的存款。
如今,她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,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。保险,是她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。
95后楚蓝也是典型。在大厂工作3年,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。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,一年1万、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,还有一年1万、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。
在二十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,源于被抛弃的恐惧。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门槛,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?去年,因为业务调整,一位岁数比他还小、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。直到走出公司门的前一刻,同事还在问:为什么是我?楚蓝也在心里想,是啊,为什么不是我?
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,37岁,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。每次加班加到凌晨,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。“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。”大厂宝妈陈之华拿出积蓄的一半,买了上百万的储蓄险,她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,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;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,让保险更加保险。
生活在晃动,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。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,裁员降薪,收拢业务,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,撕毁应届生的offer,所有的动作都在说: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。
虽然还在“船上”,但黄若唯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:
最近,曾经带她入行的引路人们,当年被她看作“指导人生的智者”,也曾是大厂高管,相继找她帮忙介绍工作。她四处询问,得到回复:“40岁以上的简历,大厂不可能收了。”
两个月前,公司校招,只放出1个基础岗位,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——这还是HR筛选一轮后的数字。黄若唯毕业于普通一本,怎么看,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。她挑不出来,最终决定忽略学历,只看“有没有岗位需要的一块具体能力的描述”,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。
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,黄若唯换了5个领导,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。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,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。刚付完保险账单,黄若唯像打了针鸡血,热情充盈身体。想到“保险这个东西,你活得越久,花的钱越值”,她买了普拉提课程、充按摩店会员,出门去做全身spa。两个按摩师,一个按头,一个按脚。
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。在那节课上,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5个等级,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,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:年收入10-30万的小中产,30-100万的典型中产,100万以上的富裕中产。这些中产群体,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里造就,并恰恰好地根据入行时间早晚,顺序地嵌进不同层级。老师说,友邦和明亚等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,仰仗的正是以大厂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。
大厂人的不安,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。小文说,她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,一听到保险两个字,他们表现出的嫌弃,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。但她能理解,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,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。但假如在年轻人前面加上限定词“大厂”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“不管我发什么,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,不管买不买,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。”
为身心兜底
过去二十年,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、相应的高薪,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。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,“996”“007”“大小周”,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。
工作时,身体属于大厂;生病了,责任由自己承担。重疾险、百万医疗险,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,一旦生了重病,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,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,或是因病破产。
对这种消费型保险来说,买保险的精髓在“买”,而不在“保险”。比如楚蓝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份一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,又能提供什么,如何兑现。钱花出去的那一刻,扣款声响起,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:“嘀,您的安全感到账了。”
44岁这年,黄若唯未婚未育。大厂是她的爱人,业务是她的孩子,她很“顾家”,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。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,到家洗漱完,能听到早起的鸟叫。睡6个小时,再抹把脸去公司。休息时间见朋友,她都带着工作目标: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。
一位大厂员工说,出差去上海,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,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。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,头晕、耳鸣、恶心都来了,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,她一边吃薄荷糖,一边吸鼻通,勉强保持清醒。最难受的时候,她想,“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”。但她没办法避免弯道。相比浦东机场,虹桥机场离市区近,见客户和同事效率高。
几年前,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,激情燃烧了近一年,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,她见识到“真实的商战”,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,命运般地入住同一家酒店。晚上开会,大家压低声音,以防被窃取机密。两家互派间谍,潜入对方仓库。
业务增长很快,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。当年,她收到了近10万奖金,对刚工作的她来说,是一笔巨款。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,这段履历让她的薪资翻倍。
那些年,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,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,加班就是安全。黄若唯就觉得,主动加班、高度投入,是她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。
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,逐渐慢下来,直到停滞。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、组织变革,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,今年,提高“人效”被发掘出来,成为新手段——简单理解,就是花最少的钱,让人干最多的事。
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,逐步让渡,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。
进这家大厂时黄若唯39岁,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。42岁,丸子头扎不了了。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,藏着细密的白发,她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。
由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。“大厂人均结节”,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,90%有结节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情景: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,突然,一个人拨开另一个人衣领,问,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?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。
业务不再增长,成就感少了,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,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。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、感冒不断。为了保证绩效,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,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,医生说,如果数值持续飙升,需要去三甲医院,上透析机。
原先,仗着年轻底子好,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。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,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。那天,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,她大哭了一场,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。
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。风险看不见摸不着,像空气里的水。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,咨询保险,却在她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。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,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。该玩玩,该焦虑焦虑,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,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。
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,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,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,那一刻,担心、忧虑、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。
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,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“步步惊心”。
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。黄若唯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,但竟然没完成——不只是不增长,甚至是负增长。年中汇报会上,她反复练习“保命话术”:拼命反思——反思得越深刻,被领导锤得越少;正话反说——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,要说做得还不够好,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,并提出3条具体的改善措施。
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。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。上班没多久,一位新来的同事,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她睡觉的时候“扑一个电话过来”,跟她吵架。“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,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”,电话和群聊,属于“证据留痕”。
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“偷感”。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,过了创业期,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,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,总是会被质疑:你们有什么价值?陈之华说不出来。
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,她和同事总觉得,“我们是累赘”。几年前,部门氛围还很好,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,“声音很大,特别热络”,如今工位只有安静,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。
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,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,是一种身体的状态,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,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。在大厂的每个日子,都流经人的血液,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。
张凤越来越焦虑,有一天,她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,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。她走出公司,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,打开手机相机想跟自然合影,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。
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,楚蓝比以前更胆怯、谨慎。他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,却不敢退出,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,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,他用了三个月。
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?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,陈之华都带上录音笔,点击开始录音,再走进会议室。
陈之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。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plan B,“说干就干了”,现在她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,能不能复制、规模化,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,“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,好累,我们肯定成不了”。
她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、能力、热情。“刚工作的时候,遇到很厉害的人,我会羡慕并且想成为她。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,我会羡慕,但不想成为她。我单纯觉得自己菜。”
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,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,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。海面波涛汹涌,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。去年生育之后,陈之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;一年5万、缴费10年的储蓄险;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,20年后,她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。
坠落的恐惧
大厂曾经就是一种“保险”。
一个人进了大厂,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,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。有人开玩笑,字节最鼎盛的时期,戴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,至少能激发五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。
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。黄若唯说自己是“行业里的王宝强”,20多年前,她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,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。大厂给过她很多甜头,钱,职位,肯定——曾经的一位老板,在她想离职读MBA时挽留她,“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,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,你可不可以不要走?”她犹豫了三个晚上,还是辞职,读书,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大厂。
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十几年里买过三套房,“一发下来工资,存够首付就去买房”。花钱是挣钱的动力,她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。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、股票,兑现那天,400万打到银行账户,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。随后,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,那是套大三居,最高时值800多万,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。
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。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,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、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。首付400万,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。接下来30年里,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。房子毗邻江边,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,汹涌的江水。
才过了几年,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。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,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。
时代也在收拢它的慷慨。今年,全国房价都在跌,夏天过去,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。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,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。
工作的第一年,楚蓝跟风买了些新能源、医药基金,赚了1000块。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,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。之后两年,查一次账户,钱就少一些。他不理解,“查询账户得付费是吗?”
大厂人的恐慌,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。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,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。
黄若唯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,只要有同事离职、转型成保险经纪人,找到她说,“以你现在的收入,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”,她立刻心动,下单付钱。
有些保险买回来,就像头痛医头的药。对饼饼来说,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,等于房贷,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。今年,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,告诉家人,万一自己去世了,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。
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,全部买储蓄险,要是15年提取,每年3.5%的利息,超过了当下房价、基金、股票、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。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,也被称做“挪储”。
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,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。那天,她先把丈夫送到三甲医院的急诊,急诊室门外全是人,没有座位,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。
周潇当机立断,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。抵达的第5分钟,止痛针已经打上了,手术也很快安排上。费用昂贵,要十几万,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,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。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。
那份高端医疗保险,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,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,覆盖周潇一家三口,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,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,周潇过了55岁,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,每年的保费有11万。
这两年,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。去香港买保险,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,给锁再上一道锁。
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,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,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。到香港的那天,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她家,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她有4个孩子,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。在周潇看来,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,但也确实给了她安心的感觉。
保险,也不保险
对大厂人来说,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,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,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。
但买下保险之后,陈之华反而更焦虑了,“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”,大几万现在对她来说不算什么,要是有一天失业,收入为0时,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、更恰当的用处——抵达最恐惧的境地,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。
保险并不一劳永逸,有时也会过时。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,周潇的港险买在几年前,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、药品,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。所以隔一段时间,她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,哪些保险要新增,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,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。最近,她取消了买在内地、一年1.6万的高端医疗保险,“不是特别的划算,哪怕我看了5次病,但都是小病,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”。假如没有生重病,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,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。
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。
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,艾可失业了。
简历被发送到她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,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。唯一回复她的HR,似乎猜到了她找工作的诉求,“上来就直说,要晚上10点后下班”。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,“不会因为给你钱少,就不让你加班”。
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。几天前,她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,岗位需求跟她过往履历高度匹配,公司产品负责人跟她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但因为面试时,她提到“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,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,如果有机会,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,再做产品”,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“想做采销,不想做产品”,面试失败。
她意识到,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,包括思想,“你不能有二心”。
找了一个月工作,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。目前,每年家庭里重疾险、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,在失去大厂工作后,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。
艾可有一位朋友,因为高杠杆买房,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,那样的故事让她恐惧,“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”。
老公劝他,“这个东西能停就停”,但她觉得起初是觉得保险有用才买,不能没钱了就停掉。如果退保,要扣除手续费,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%的本金损失。而像医疗保险,暂停之后,假如生了病,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,就算不生病,重新投保时,费用也更贵。
这些沉没成本、机会成本让她想再坚持几年。“最起码把40岁、50岁咬咬牙扛下来,实在不行,还可以降低保额,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。”
最近,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,尝试调整身体状态,继续找工作。只是偶尔有点心酸,“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”。
艾可在公司大楼里拍到的日落。一面是绚烂的夕阳,一面是加班的大厂人。图 / 受访者供图 到这种境地,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。安全感是有限的,在保险与保险之间,墙壁与墙壁之间,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。
与艾可相比,黄若唯更幸运一些,她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。想到之后要生小孩,还有父母的养老,她还有些后悔没买一年20万的储蓄险。买了保险,她的钱花得更多了,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,有一家黄了6个月她才刚发现;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。
生活里,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她消灭,但时不时的,她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。
西二旗的网约车上,司机得知她是哪家公司的,列举了产品的优点,最后说,“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”。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,所到之处一片光亮,“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,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”。
但现在,她最需要做的,是把年中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。业绩不好,下属、她、她的领导,大家都危险。
去年冬天,在跳槽的间隙里,楚蓝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。白雪皑皑,他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,竟然有种爽感,没有赶DDL的闹钟,没有栅栏,就算是摔倒,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,轻微的痛楚之后,拍拍屁股,再站起来,继续飞驰。
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,能随意摔倒、永远有雪扎实托住身体的感觉,他至今仍在回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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